讲座丨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3)-南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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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丨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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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波兰和南亚地区产生接触的近三个世纪后，波兰学者才开始对印度产生学术兴趣。语文学家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和历史学家Joachim Lelewe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梵语学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兰语写成的梵语和土耳其语语法。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语和斯拉夫语，特别是和波兰语具有亲缘关系。他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斯拉夫人和他们的亲属》(O S?awianach i ich probratymcach）于1816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有关梵语的波兰语著作。

四、欧洲南亚学会及其主办的欧洲南亚研究会议

Stasik教授随后探讨了印度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印度学是语文学（Philology）吗？印度学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19世纪德国对语文学的理解，它通常强调用历史或文学批评的方法对文本的语言和文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和理解大多与古典印度学有关，但它在20世纪下半叶却被认为是过时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局部解剖式的、逐词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19世纪的学者在其书斋或者图书馆进行。他们仅仅局限于文本，而不关注文本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上文所述的新的语文学范式。1988年，著名的吠陀研究学者Michael Witzel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什么是语文学”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语文学应该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明研究，同时借助一系列科学工具加以辅助。这些工具将涉及众多领域，从考古学到书写体系，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它们依托给定的文本，处理文本中的具体现实。

关于苏联对波兰印度学的影响，Stasik教授则以她的个人经历为例进行说明。促使Stasik教授学习印地语、开展印度学研究的主要动力是她对印度的好奇心。相比之下，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则更为务实，其主要目的是为外交部门、情报部门或者出版社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而这与秉持非实用主义目标的印度学研究并不十分契合。关于“东方学”在波兰的争议，Stasik教授指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方学”一词确实在波兰学界引起了争论。但是迄今为止其所在院系的名称仍为“东方学院”。她认为，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无法充分体现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的本质——其研究既非“区域研究”也不是纯粹的“文化研究”。因此校方决定还是保留原有的名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将其“东方学院”的名称延续至今。

二、波兰的印度学以及现代南亚研究：以华沙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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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这一学术概念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印度学”被认为是由“东方学”（Orientalism）延伸而来的概念。Stasik教授认为，首先有必要梳理“东方学”这一术语及其概念。在英语国家以及南亚地区，这一术语实际上已经与后殖民理论和话语密不可分。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被认为是他者，与理想的、优越的西方相对立。在萨义德的分析中，“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经验以及当代美国的东方学。萨义德并没有将印度纳入其分析范围，但他对东方学的构想引发了对“印度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使这个术语饱受争议，因为印度学研究被认为展现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刻板想象，并与意图统治印度的殖民话语相一致。上述争论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的英语国家，而波兰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由于波兰和印度没有直接接触，因此波兰对印度的认知基于身份（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异（difference）。波兰通常以平等（equality）的视角来看待印度，而不是凸显自身的优越性（superiority）。可以说，波兰学界对“印度学”一词的理解从来没有偏离过它的词源，即“有关印度的知识”。在波兰的语境中，印度研究（the Study of India）表示对印度、印度次大陆以及后来的南亚地区的语言、文学、文化、历史等领域的研究，研究时段涵盖古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最初只涉及梵语和古代印度。事实上，西方对梵语的兴趣主要源于梵语与印欧语系的密切关系，而非为了统治印度。最初激发波兰学者对印度产生研究兴趣的因素也并非是实用主义考量，而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出于对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的渴望。这种浪漫的、而非实用主义的方法延续至今，使波兰学界对南亚研究保持持续不断的学术兴趣。

文章来源：《南亚研究》网址: http://www.nyyjgw.cn/zonghexinwen/2022/0604/501.html